6月6日，《浙江日报》刊发《乡村治理的关键是加强基层党建》，全文如下：

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，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，要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，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平安稳定。长期以来，浙江把平安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目标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、自治法治德治“三治融合”等治理模式被多次写入中央文件。面对乡村治理的新形势新问题，如何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、建设平安乡村，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？本期我们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徐小青，浙江大学求是讲席教授、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国际院长陈志钢，“三治融合”发源地、桐乡市越丰村党委书记吴新惠。

加强基层党建

巩固平安乡村建设的组织保障

记者：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，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。浙江率先出台《浙江省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清单（试行）》（下称《责任清单》），构建了一套职责清晰、分工明确的责任体系。如何全面压实责任清单，更好地发挥党组织在平安乡村建设中的统领作用？

吴新惠：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，最终要靠农村基层党组织来落实。《责任清单》也强调，村党组织书记要健全完善村级组织运行机制，做好党建统领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、智治“四治融合”乡村治理机制的落地。

党建统领网格智治为越丰村在新阶段贯彻基层治理“141”体系建设、推动“四治融合”指明了方向。我们在全村推行“网格党支部+党员先锋站”模式，3个网格党支部、3个民情网格、26个微网格实现党建、民情、综治三网融合，通过定人、定岗、定责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，带动网格支部党建工作和网格内社会治理工作互促。我们还探索实行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度，对村级管理范围内的事项，村干部随时受理，需要街道以上层面代办的事项，由红色代办员全程代办，年均代办合作医疗报销等事项200余件。

激发主体活力

夯实平安乡村建设的群众基础

记者：平安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，需要政府、社会、公众等多主体共同参与。您认为建设平安乡村，如何更好地激发农民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的活力？

吴新惠：乡村治理千头万绪，村情民情也是复杂多变的，但是总有矛盾相对集中、问题比较突出的地方，包括集体“三资”的管理、宅基地的征迁、失地农民的安置等。对症下药、把握住村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，才能提升参与度，增强可操作性。

比如，现在的乡村基本上还是“熟人社会”，我们重视动员村里有威望、有能力、品行好的人参与到村务管理中来。“飞扬调解工作室”是越丰村比较鲜明的人民调解品牌。工作室由村干部张飞扬牵头组建，还邀请了一些退休干部，常态化地进行普法宣传和纠纷调解。他们都对当地情况很了解，与村民之间关系也不错，大部分情况下大家都愿意接受调解，也对调解的结果比较认同。

又比如，我们还推出了“共富菜园”。越丰村现在有250余户失地农民，他们仍然有种地的习惯和需求，过去房前屋后经常种满了菜，不仅占用了公共绿地，导致人居环境脏乱差，还不利于垃圾分类。现在村里专门开辟了一块土地给他们种菜，而且对种什么、怎么种也作了规定。这块土地不是随便能拿的，农户要通过遵守村规民约、村务参与、评先评优等，积累相应的积分进行兑换。这样既满足了农户特别是低收入农户种菜的现实需求，又进一步激发村民参与治理的热情。在争当先进中，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和荣誉感逐步提升，对村集体的认同感、成就感和幸福感加强，乡村自治的内生动力也就不断被激活。

保持历史耐心

完善平安乡村建设的长效机制

记者：浙江在乡村治理领域长期以来走在全国前列。中央一号文件提出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，创建一批“枫桥式公安派出所”“枫桥式人民法庭”等，这些体制机制都发源于浙江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，如何持续提升乡村善治水平，推进平安乡村建设？

吴新惠：法治是维护平安稳定的硬性保障。越丰村特别强调引导村民办事依法、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靠法。

我们发现，村民对法律的态度是矛盾的，一方面有敬畏之心，另一方面也存在法律意识淡薄的现象。所以我们一手抓村级法律服务团建设，请市级检察官、街道司法所所长、律师、民警入驻，每月15日，村民集中来到办事窗口前，咨询相关法律问题。借助点对点的法律服务，基本实现了上访事件“零发生”、行政诉讼“零发生”、矛盾纠纷“零上交”。同时，一手抓村民法治素养，法治文化长廊、法治书屋等各类法治宣传阵地随处可见，进一步营造了村里的法治氛围，村民的法治意识提升了，自然而然也懂得守法用法。此外，我们积极利用宣传日、宣传月等，采取多种形式，对打击黄赌毒、保护农村妇女儿童人身权益、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进行主题宣传教育，帮助村民提高警惕、加强自我防范。

文章来自浙江新闻网 https://zj.zjol.com.cn/news.html?id=1871578